那片充满野性的高粱地，在音乐的洪流中再度复活。昨晚，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《红高粱》震撼首演，指挥吕嘉携手众艺术家，以饱含深情的唱演，呈现一台歌颂生命与热血的民族史诗。
回首80年前，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从未被遗忘，而今，它化作血脉相传的记忆，在歌剧舞台上汹涌激荡。原著作者、诺奖得主莫言担任编剧，为歌剧创作奉献了七易其稿的心血。
歌剧版的《红高粱》如何浓墨重彩地讲述普通民众在民族危亡时的觉醒与抗争？
莫言七易其稿：从叙事到“歌诗”的创作
在歌剧之前，莫言的这本《红高粱》已被改编成电影、电视剧等多种艺术形式，但他都未曾动笔参与剧本改编。唯独面对歌剧，他选择了自己动手。莫言坦言，这源于他对歌剧艺术的最大敬意。
“我确实意识到，歌剧是《红高粱》这个故事或IP，一种最高、最有表现力、最有爆发力的表现形式。”莫言说。
然而，从文学到歌剧的跨越并非易事。莫言的第一稿剧本，只是在他此前为茂腔戏曲创作的《高粱酒》基础上略加修改，却被委婉告知“不是歌剧，写的还是茂腔”。
这场“挫折”激起了这位作家的学习热情。他开始研究郭文景等作曲家的歌剧剧本，终于领悟到歌剧剧本的精髓，“要写意，写诗化、诗意的东西”。
莫言找到了他的歌剧意象——红高粱。他将高粱视为剧中的一个特殊角色，随着天气和剧情变化，高粱在雪中、风中、雨中、火中、血染中呈现不同的形态，隐喻着人物命运。歌剧的歌词，也从叙事转为抒发歌唱者内心的情感，即作曲家口中的“歌诗”。莫言的编剧之路，是从小说家的叙事逻辑，转向了诗人般的抒情和意境的营造。
正是这种从不知歌剧为何物到大体定型的快速蜕变，让作曲家郭文景深感震撼，称赞莫言的学习能力和敢于尝试新领域的勇气。两位艺术大家在创作中互为师友，莫言学会了作曲家对艺术的“不妥协”坚持，也笑称郭文景从自己身上学会了“妥协”，让合作充满火花与互补。
野性与热血：在民族危亡中觉醒的生命史诗
歌剧《红高粱》不仅是九儿与余占鳌的爱恨情仇，更是对中华民族在危亡之际“不弯腰、不低头”精神的赞美。正如国家大剧院副院长张尧所述，这部作品紧扣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主题，着重突出了普通民众在民族存亡时的觉醒与抗争。
歌剧的上半场，是九儿对个人解放的壮烈宣言。女高音宋元明饰演的九儿，在“红高粱似火炬”的唱段中，将倔强与怒火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余占鳌与九儿在红高粱地里的对唱，浪漫而庄严，是两个炽热灵魂冲破封建礼教的“解放之歌”。正如一位观众所言，这展现了在封建制度下女性反抗命运的伟大。
作品的厚重感在下半场急剧升华。
当日军铁蹄突袭，原本忠厚老实的刘罗汉、胆小贪财的戴老三，在民族大义面前挺起了胸膛。男中音王鹤翔饰演的罗汉在“罗汉就义”的咏叹调中，唱出大义凛然之气，高亢的板胡音色更添悲壮。
莫言曾说，除了剧中人物，他还写了一个特殊角色——红高粱。在罗汉就义后，舞台上的群像定格为雕塑般的平民英雄，合唱《红高粱赞美诗》响起，旋律取材于山东梆子，歌颂所有在抗战中牺牲的英烈。
作曲家郭文景将山东的柳腔、茂腔、山东梆子、胶州秧歌等多种地方戏曲素材，与西方的交响叙事技法结合，打造出浓郁的民族色彩。例如，戴老三的咏叹调“风吹着高粱地”便用茂腔元素写成，九儿的音乐则不断冒出象征其性格的“烈火动机”。这种对中国地域文化元素的深刻挖掘，正是对“中国风格、中国审美、中国气派”的民族歌剧的有力探索。
舞台上，舞美设计将红高粱作为核心意象，让高粱在天圆地方的视觉空间中生长、摇曳、燃烧，隐喻着生命的摇篮与民族的群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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